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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時期，陜北夏州等地的黨項族人遷到寧夏地區聚居，于1038年建國，號為大夏。西夏王朝立國190年，留下眾多令人猜測之謎。如今僅存少量出土文物，透露出西夏王朝昔日的壯觀輝煌。
白釉剔刻花三開光折枝牡丹紋罐 瓷質，高29厘米，口徑24.5厘米，腹徑28厘米，底徑20厘米。直口卷唇，短頸豐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線及花葉紋襯托，腹部剔刻三開光牡丹紋，層次分明，剔刻手法嫻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極為罕見，此器當為大珍。
據西夏瓷專家鑒定，這批陶瓷構件十分罕見，其中孔雀藍釉和素三彩構件尤為珍貴，它們應是西夏晚期宮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構件的殘件。同時還有一枚黃色琉璃瓦當殘件。據此推測，這個古窯址應是當年西夏國宮廷用瓷和宮廷建筑用瓷構件的燒造基地，如果這一推測成立，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宋代是中國瓷器生產的繁榮時期，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爭奇斗妍，八大窯系遍布全國，后人對宋瓷的研究碩果累累。但一直以來，人們對地處祖國西北的磁窯堡西夏古瓷窯址和西夏制瓷工藝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編寫大型巨著《中國陶瓷史》時，苦于沒有可靠資料，未能將西夏瓷寫入其中，留下一個莫大的遺憾。
上世紀70年代，寧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對西夏陵區進行發掘，80年代又對靈武磁窯堡進行了發掘。兩次發掘都出土大量西夏瓷器。我國著名陶瓷界的大師馬文寬先生曾多次深入靈武磁窯堡窯址考察，并做了許多重大的研究和發現。考古發掘的推進與眾多專家的辛勤工作，逐漸向世人揭開了西夏瓷器的神秘面紗。
劃刻三鳥紋雙耳罐 瓷質，高27厘米，口徑6厘米，底徑17厘米。此瓶直口肩伏雙系，圓肩腹下直，顯得很重，半釉至腹下，刻三鳥，手法寫意，簡單概括，一筆劃刻出鳥全身，再用一筆畫圓布眼，只兩三筆鳥兒便活靈活現。
西夏陶瓷研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1956年內蒙古伊金霍洛旗敏蓋鄉發現兩件黑釉剔刻花瓶，最初被定為元代，后又歸入宋代。可見這兩件古瓶為非發掘品，沒有地層關系和可靠年代的實物佐證。但最后認為“可能與西夏有關”，應是頗有見地的。1964年―1965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石咀山市郊區又發掘出土了幾件瓷器，有玉壺春瓶、碗、罐、人頭像等。
發掘者認為瓷人頭像作禿發狀，反映了西夏的社會習俗。上世紀70年代，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在銀川市西郊西夏陵區發掘八號陵，出土了一些瓷器碎片。以后寧夏靈武市崇興鄉、甘肅武威西郊的西夏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瓷器，被認為是西夏瓷。1979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發現一處窖藏，出有3件黑釉剔刻花瓷罐，1件白釉高圈足碗，1件白釉瓷盤等，亦應是西夏瓷。1982年―1986年內蒙古伊金霍洛旗、準格爾旗發現多處窖藏，出土一批西夏瓷。上海博物館館藏1件黑釉小口瓶，腹部刻有西夏文。上述零星發現多發表在70年代末期或以后，這使人們知道了西夏瓷的存在，但囿于資料，還不足以對西夏瓷進行全面的論述。隨后，西夏瓷便成為陶瓷界所關心的重要學術課題。
褐釉剔刻牡丹紋系大罐 高63厘米，口徑15厘米，足徑14.5厘米。翻唇、直頸、圓肩，肩上六系之間剔刻花葉紋連續圖案，腹部剔刻著3朵向上開放的纏枝繞葉牡丹。刀法簡練古樸，牡丹刻工精致而生動，枝葉剔刻疏密有序，線條非常流暢。花卉圖案活潑流暢，花葉葉脈處理簡潔別致，技法嫻熟，屬西夏瓷上乘之作。
西夏王朝歷史從興起到被蒙古**190年（公元1038年―1227年），是宋遼時代北方一個極為強大的黨項族王國，它的疆域極為遼闊，包括現在的寧夏、內蒙古、甘肅、青海等省區的地域，西夏古瓷藝術無疑是西夏王國的瑰寶，是我國歷史上黨項民族的歷史見證，除去自身所包含的審美藝術價值外，還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是后人解讀西夏王國的金鑰匙。
西夏瓷受磁州窯、耀州窯和山西各瓷窯先進工藝的影響，加之民族的融合和經濟文化交流，南方先進制瓷工藝的介入，西夏瓷融南北文化之精華逐步成為陶瓷界的一朵奇葩。目前，西夏瓷逐步得到世界的關注，特別是西夏白瓷和剔刻瓷，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陶瓷藝術的珍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