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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先民的“卜宅”與“相宅”
　　新石器時代對原始取落位置的選擇，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斷改進，體現了先民們在觀察周圍環境的同時，開始有了能動選擇和適應的能力。
　　在考古資料之外，大量的甲骨卜矢，也記錄著早期先民的“卜宅”實踐。殷代卜筮活動盛行，事無巨細，皆要卜定，因此留下　大量關于建房、造宅的“卜宅”龜辭，如：
　　子卜，賓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已卯卜，爭貞：王乍（作）邑，帝若（諾）？我從，之（茲）唐。（《乙》五七○）
　　上辭表明殷王要修城邑，卜問建在何處為當。驗辭認為應建在唐（地名），于是有“我從，之（茲）唐”，即我原聽從上天的旨意，將城邑建在唐。
　　又如，殷王想在鹿（地名）之東北修城邑，反復多次卜問是否可行，卜辭是：
　　已亥卜，丙貞：王屮（有）石才（在）鹿北東，乍（作）邑于之（茲）？
　　王屮（有）[石]才（在）鹿北東，乍（作）邑之（茲）？乍（作）邑于鹿？（《乙》三二一二）
　　這類“卜宅”之辭難以枚舉，從卜辭內容可知，當時“卜宅”的格式是：“卜日—卜—貞人—貞事—兆—在某月—卜地—中左右之屯聚也。”卜問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點：何時為吉，何地為吉。“卜宅”是一種消極的“環境選擇”方式，人聽信于卜問的結果，帶有較大的或然性。
　　這種用占卜方法以決定建筑營造的風水之術，在周代也很盛行。留存至今的詳細記錄占筮的《周易》，關于居處及家庭生活的占筮達二十余例。風水之術被稱為相宅，相是觀看，是對象與主休相互“相中的意思。
　　在《詩經》中，“相宅”不叫“相宅”，而叫“胥宇”。如《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這里，“胥”的意思即為審視、相看。
　　在有關“胥宇”即相宅的早期文獻中，最為后世堪輿家所推崇的是《詩經大雅•公劉》：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陟則在獻，復降在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浦原，乃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里，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既浦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從這兒段充滿詩情畫意的描述中，我們仿佛看見，為人篤厚、德高望重的氏族首領兼術士——公劉，為“胥宇”，時而“陟岡”，時面“降原”，時面“逝水”，時面“觀京”其過程與后世堪輿家們的相地四部曲——覓龍、察砂、觀水、點穴——頗有相通之處。
　　還有，《詩經•大雅•綿》寫道：“周原，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周原是周族的發祥之地。這也說明，周族祖先在選中這塊“風水寶地”時，是看過風水的。
　　《墨子•辭過》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淮南子•本經》說：積壤而丘處。“《孟子•盡心》說：“得乎丘民為天子。”《莊子•則陽》說：“何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凡此所謂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所謂丘處，所謂丘民與丘里者，都說得是古人有居丘之俗。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vski）在《巫術科學宗都與神話》一書里強調：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癡狂亦有理智的科學。在與自然的抗爭中：古代中國人已發明出“土圭法”、“土宜法”、“土會法”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從而使卜宅這一活動上升為一種辨方相土觀水的相宅實踐：“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周禮•夏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土方氏掌理土圭的官法，以測日影，量度土地，測定方位，選擇可以居住的地方，建立邦國都鄙，明了土質所適宜種植和變化土質的官法。授給任土力制貢賦的載師們，王者巡守，在止縮的行宮周圍樹立木材作為藩籬。“土圭法”、“土會法”、“土宜法”是生活、農牧業生產經驗的結晶，已閃現出某些科學智慧的曙光，從而賦予相宅活動以前科學的含意。
　　從《詩經》的某些“相宅”記載可以見出，周人已在對自然地形、地理地貌，環境進行初步的具有樸素理性的審視與相度，這時相宅已逐漸擺脫初期巫術的虛幻，增添了實際內容，道德是根據自然條件選擇合宜的地基，然后根據土圭法確定建筑的朝向。這種擇基與立向正是后代風水中“形法”與“理法”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