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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黃帝陵祭陵的學術研討主題是“清明·民族感恩：傳承民族精神、弘揚民族文化、迎接民族復興。”對此，我想談一點體會。

    為什么今年確定這樣一個主題？2009年是中華民族日益接近民族復興的歲月，全國正在準備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這一年又是我國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遇到嚴峻挑戰的一年。這就是說，2009年既是充滿蓬勃生機，又有困難和風險的一年。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加需要從民族的先輩們和民族歷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將這些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來認識，使人們的“感恩”情懷成為對于歷史和文明進步的禮贊，成為實現和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 

    在這種意義上，最能體現中華感恩文化特征的，首先要提到對人文初祖黃帝的紀念和祭祀。距今5000多年的炎黃時代是中國走向文明的開端。“文明”一詞，最早見于我國西周時期的文獻《周易》和《尚書》，本義是光明而有文采。炎黃時代的原始農業和文明初創揭開了中華文明的帷幕，此后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出現了西周禮樂文明和“大一統”的秦代制度文明，進而出現了燦爛輝煌的漢、唐文明。在清明祭祖時回溯歷史，使我們懂得：緬懷先輩功績，繼承發揚他們克服千難萬阻、推動歷史文明車輪前進的民族精神，這樣才能不斷激勵中華兒女去創造新的幸福生活。

    然而歷史不是平坦的，充滿曲折，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困難不斷前進呢？中華文明中的獨特“感恩”視角向我們提供了另一幅歷史的畫卷，它的名字叫作“多難”與“興邦”。

    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中原諸侯各國有時聯合，有時爭斗，興亡交替。當時晉國的司馬侯說過這樣的話：“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左傳·昭公四年》）這里講了兩種情況：一種是國家多災多難，如果解決得好，可能國家富強；再一種情況，國家無難無虞，也有可能喪失國邦。可見，在中華文明中并沒有說“多難”必然可以“興邦”，而是說，多難既能興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毀邦，關鍵不取決于災難本身，而是取決于人們對待災難的態度，是否充分吸取教訓，提出正確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勇于戰勝災難。

    關于人們是否能夠克服災難（含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取決于當時的當政者們，是否能經常反省自己制定的政策；這種政策是順應民心，還是有違民意，古人對此有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當政者應當經常照“鏡子”。例如，西周時制禮作樂的周公在《尚書·酒誥》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的理念。古代的鏡子稱為“監”，周公要求為政者不要用水做鏡子，而是要把人民當作鏡子，時時對照、檢查自己，反省為政的得失。類似的格言屢屢見于周人的文獻，足見在我國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已經產生了“民本”思想，這是中華文明中最寶貴的為政思想。

    我們從中華典籍中可以看到，古人往往從銅鏡中引申出哲理。最早有關銅鏡的記載，幾乎全是以鏡為鑒，引申出以民為本的道理。《戰國策·齊策》中有一則“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說：齊國的鄒忌“朝服衣冠，窺鏡”，自以為不如當時有名的美男子徐公，然而家人朋友們說他比徐公美。鄒忌由此聯想到，人不可受親友美言的蒙蔽，要聽真話、實話，要有自知之明。鄒忌把這個道理講給齊威王聽，齊威王覺得很有啟發，便下令鼓勵群臣吏民批評自己的過失，在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后來，在中國封建社會，各官府衙門的大堂上都掛有“明鏡高懸”等大匾，寓意明辨是非、公正無私。唐太宗李世民說自己有三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貞觀政要·任賢》），認為用銅鏡作為鏡子，可以看到衣冠是否端正；以歷史作為鏡子，可以知道興亡變化的道理；以賢人作為鏡子，可以明白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從唐太宗開始，唐代帝王經常把銅鏡賜給政績卓著、作風清廉的官吏，表示獎勵和鞭策。這些在當時雖然不能根絕腐敗官僚作風，但是表現了中國人自古以來追求廉潔政治和高尚人格的強烈愿望。

    還要提到，我國古代有大志向的文人學士經常以照鏡來比喻自己能否實現大抱負。例如“詩圣”杜甫五言絕句《江上》，其中有一句是“勛業頻看鏡”，使人聯想翩飛。對著鏡子看看自己的容顏是否已經蒼老，為國家建立功業還有沒有希望。看了以后，如果發現自己英姿煥發，就可獲得一個令他鼓舞的正面答案，也就不必再照鏡子了。可是，事實上不是如此，鏡子里的形象已經是頹鬢衰顏，看來難以實現宏愿。但詩人頻頻照鏡，把他從擔心到灰心，再到不甘心的心理活動，全都形象地表現了出來，透露出詩人的高尚情操和志向。

    從以上事例中不難看出，“多難”是否可以“興邦”，在古人看來，這取決于能否以“民”為“鏡”，實行民本政治。這有很深的歷史意義，值得我們仔細體會。

    反言之，“太平”亦可“喪國”，這也是有條件的。眾所周知，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了君主制度的統一國家，但由于勞役地租和人身奴役的苛重，出現了人民推翻秦王朝的歷史事件；秦朝只存在短短的十幾年。

    在距今兩千年前，西漢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政論家賈誼，他撥開歷史的云霧，看到真理的一線曙光，認為秦之亡國，在于當政者不能施行仁政。他擲地有聲地說，君以民為愚昧，吏以民為不肖，自古至于今，與民為敵者，遲早會失敗，而“民必勝之”（《新書·大政上》）。諸如此類的歷史洞察，是中華古代文明中的珍寶。

    后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不同角度總結秦亡的歷史教訓，唐人章碣寫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七絕《焚書坑》。原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首詩是諷刺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憎恨儒生們引經據典評論為政得失，于是實施焚書坑儒。沒想到坑灰未冷，關東諸侯、布衣豪杰紛紛起義。其中給秦王朝以致命打擊的劉邦、項羽，原來都是根本不讀書的人。這首詩說明了一個道理：封建王朝的短命，既不在讀書人，也不在書本本身，而在于當政者是否以“民”為“鏡”。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華古代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我們應研究并加以借鑒。不過，也要看到，由于歷史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沒有也不可能在最終意義上確立“人”或“民”的主體地位。因此，從“民本”進到“人本”，承認并在制度上真正實現人的主體性，是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任務。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我們為之奮斗的民族復興不是簡單地追求傳統意義上的以“民”為“鏡”，而是要實現社會的深刻轉變，實現現代中國公民的“以人為本”理念，這意味著中華民族向一個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會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