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作**工作報告。新華社記者樊如鈞攝***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工作報告新華網北京3月5日電(“新華視點”記者 張旭東、韓潔、仇逸)***總理5日在**工作報告中說,2009年全國財政赤字擬安排合計為9500億元。
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作**工作報告。新華社記者 樊如鈞攝
***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工作報告
新華網北京3月5日電(“新華視點”記者 張旭東、韓潔、仇逸)***總理5日在**工作報告中說,2009年全國財政赤字擬安排合計為9500億元。根據統計,這一赤字規模創出了新中國60年的最高紀錄,是歷史高值的2003年財政赤字的近三倍。
如何看待赤字規模驟然擴大?9500億元赤字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
赤字近萬億,風險仍可控
所謂財政赤字,是指**“花”的錢要比“掙”的錢多,如果一味超支,自然會帶來財政風險。
“雖然財政赤字逼近萬億元,但這是一個風險可控的財政赤字。”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行長楊子強說,“借錢多少,關鍵要看還錢的能力。從我國財政實力看,完全能夠承擔得起。”
按照歐盟的有關標準衡量,3%和60%分別被視為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和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的警戒線。就9500億元規模而言,**工作報告中也做了解釋,雖然赤字增加較多,但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內,累計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在20%左右,“這是我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總體上也是安全的”。
9500億元赤字高,也只是說絕對數額高,但赤字率與2003年前后相差并不很大。資料顯示,2003年財政赤字為3198億元,赤字率為2.4%;2002年財政赤字為3097億元,赤字率為2.6%。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進一步解釋說,赤字率3%的安全線其實也只是一個經驗數字,“即使赤字率超過3%,也沒什么大不了,中國經濟平穩發展,有堅實的物質基礎,財力來源充足,完全能夠承受”。
事實上,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率已超過8%。全國人大代表、東北財經大學校長艾洪德說,與歐美國家的過度負債和高杠桿率相比,我國**負債水平較低,資產負債狀況更為穩健。“我國在擴大財政赤字方面還有不小增長空間,有著較大回旋余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維韋克·阿羅拉說,中國前幾年在赤字率和債務率較低階段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創造出了現在的“調控空間”,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全球處于相對優勢位置”。
積極財政政策再出重拳,全力保增長
財政赤字驟然增多,這主要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發行國債造成的,此舉主要是擴大內需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赤字財政”再出重拳,這是中國經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不利影響所采取的果斷之策。楊子強代表說,擴大財政赤字也是目前世界各國抵御金融危機、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擴大赤字,增加支出,也是我國過去應對經濟下滑時的成功經驗。”
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從1998年起果斷實施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成效顯著。“當前我們面臨的困難要比亞洲金融危機大,在這種形勢下,必須盡快扭轉經濟下滑局面,需要果斷出手,實施必要之策,使用赤字財政方法,力促經濟發展。”楊子強代表說。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日益顯現,中國**在2008年11月決定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今后兩年多時間內安排4萬億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
艾洪德代表說,擴大赤字,籌集資金,赤字財政能發揮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作用,有利于保障今年經濟增長8%左右目標的實現。
財政專家、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評價:“保增長,要算大賬。以較大赤字規模確保經濟增長速度,是值得的。”
把錢用在刀刃上,確保赤字收益最大化
“借錢”過日子,更需把錢花在刀刃上。“實施赤字財政,是有代價的。我們必須確保財政赤字收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艾洪德代表說。
在赤字擴大的背景下,高培勇提醒說,應該對未來財政收支運行的可持續性保持足夠警惕。“**擴大財政赤字,不是一年行為,而是要持續若干年,這必須要有長遠考慮,遵循財政收支本身的運行規律。”
高培勇表示,“彌補赤字,就要發行國債,加上歷年沉淀下來的國債還本,2009年發行國債有望過萬億元,這也將是歷史新高,要避免今后形成財政包袱。”
賈康委員說,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財政增收壓力加大,這也意味著國家財政已進入“過緊日子”的階段,更要講究財政支出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9500億元赤字中還包含財政部代地方發債的2000億元,列入地方財政赤字,這自然潛藏著地方的償還風險等問題。
楊子強代表建議,當前應構建陽光民主的分配機制、互相制約的監督機制、科學合理的問效機制和責任追究的懲罰機制,防止“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同時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審計、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確保財政支出績效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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