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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8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瓊斯指數一瀉千里，暴跌22%……美國乃至全球歷史上最恐怖的一次危機拉開序幕，人們迎來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音樂、電影、閱讀、體育等休閑方式，讓美國人度過了最難耐的時代。

1939年，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失業者正躺在停車場公園里睡覺。

簡單家庭游戲大受歡迎

美國人生活中受大蕭條影響最顯著的方面，莫過于閑暇時間的利用。娛樂和運動商品的銷售凈額從1929年的5億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略高于 2.5億。休閑團體——城市運動俱樂部、鄉村俱樂部、高爾夫俱樂部和網球俱樂部等——在1930～1934年間下降了一半。僅高爾夫俱樂部就損失了大約 100萬成員，在嚴重的財務壓力下，很多私人高爾夫球場都被賣掉了，轉變成了日費制運作模式。社交俱樂部和兄弟會組織似乎也有同樣的衰落。

另一方面，簡單的家庭游戲——拼圖、“強手”、跳棋、國際象棋、十五子棋、擲套圈和擲蹄鐵——卻變得大受歡迎，要么是為了消磨時間，要么是為了排遣焦慮。

羅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郵——這跟他的**在頭5年的時間里發行了大約100個新郵票品種也不無關系——為這種消遣方式做了最好的宣傳，使得集郵者的數量從估計的200萬增加到了900萬。橋牌——小額賭注或無賭注——在各種叫牌約定所帶來的新的刺激下頗有進展。研究這一娛樂方式的暢銷書作者埃利·克柏森估計，盡管是在艱難時期，但全國在橋牌培訓上僅1931年就花掉了1,000萬美元，總共（包括購買撲克牌）花了將近1億美元。在郊區，呆在家里促進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戶外晚餐的復興，刺激了業余木工、機械、養鴿子的業余愛好。

1934～1935年間短暫地流行過被活埋，大學校園里有過一陣子吞金魚的狂熱，是哈佛的一位新生在1939年開創的，芝加哥的一位學生把它推向了緊張高峰，他吞下了3張留聲機唱片。

30年代中期，流行一些稍許有些瘋狂的客廳游戲：1935年時興一種被稱做“來回拍擊”的手語，1936年流行一套很不尋常的雙關語，以“敲門，敲門——是誰呀？”開頭，兩年之后，一種被稱做“游戲”的看手勢猜謎的改良版從好萊塢流傳開來。

羅斯福成最佳廣播宣傳員

一些不入流的時尚來來去去，此消彼長。端坐不動的消遣項目當中，最普遍的莫過于聽收音機了。

1939年，伊利諾伊州，失業的人們無精打采的站在銀行門口。

公眾對新聞分析和新聞解釋的渴望，帶給時事評論員雷蒙德·格拉姆·斯溫、H. V. 卡滕伯恩、洛厄爾·托馬斯、加布里埃爾·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聲望，數百萬人專心致志地收聽他們關于慕尼黑危機、中日沖突、波蘭入侵和法國陷落的觀點。而且，1932～1939年間，通過收音機傳送的消息量幾乎翻了一倍。

新政最好的廣播宣傳員就是羅斯福總統本人，他那句讓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稱呼語“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競選副總統的時候就已經被采用了。他總是直接而親密地訴諸人民，這一姿態打造了一種個人的領袖風范，就其影響力來說是空前的；一天的“爐邊談話”之后，經常能收到5萬封聽眾來信。記錄所有這些講話的唱片，顯示了羅斯福在演講技巧上的變化，從老式的洪鐘大呂式的風格，加上在前收音機時代學到的那種雄辯有力的停頓，到更低沉的音調，以及更柔軟、更放松、更迷人的談吐，這些更適合那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聽眾。

爵士樂是戰前最后的縱情

1934年初，或許是作為經濟復蘇的先兆，爵士樂的精神獲得了重生，這次復興主要是通過華美的單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樂隊廣播，班尼極好地詮釋了歐洲鑒賞家們所謂的“熱爵士”。它很快就獲得了新的名字：搖擺樂。它是切分和層級節拍的一種更具動感的形式，一種強烈的、然而容易漂浮的“準時到達”節奏——在專家的手里，能夠有豐富的即興創作——搖擺樂保留了爵士樂的基本要素。

1935～1936年間冬天，當“即興曲”和“熱樂俱樂部”在全國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時候，一位記者寫道：“‘搖擺’之于爵士，就像詩魂之于詩歌。”有一個深受人們喜愛的術語，不經意間流行起來了，這就是“布吉伍吉”，表示一種鋼琴音樂，演奏者以持續滾動的左手程式，混合著右手隨心所欲的即興創意。

數百萬年輕人的腳認可了這種新風格。那些熱情的鑒賞者自稱為hep-cat（爵士樂迷），積極地投身其中者自稱為jitterbug（爵士樂狂）。當他們“進入最佳狀態”的時候，結果往往是更富有動感，而不是更優雅。

爵士樂狂的時代，是年輕人在戰爭的號角吹響之前的最后一次縱情放肆。

“米老鼠”“唐老鴨”問世

電影——在上一個十年是全國第四大產業——依然是最高的商業娛樂。這種“全說話、全唱歌”的圖畫所帶來的最初的刺激，尤其是聽到那些在無聲電影當中傾慕已久的明星們的聲音所帶來的喜悅，幫助把電影工業推向大蕭條時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經濟大蕭條時期，芝加哥南部的男孩。

迪斯尼1926年從中西部地區來到好萊塢，兩年后創造了“米老鼠”，在有聲電影《汽船威利》（1928）讓這個足智多謀的嚙齒動物開始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當三十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據報告，米老鼠已經逐步讓路于迪斯尼后來所創造的另一個卡通形象：唐老鴨。這是不是因為唐老鴨那呱呱亂叫的恐慌比米老鼠厚臉皮的個人主義更接近于時代精神呢？

這些“機器時代的童話故事”的作者，還在《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8）和《幻想曲》（Fantasia，1940）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藝，前者是他第一部全長電影，由將近50萬幅繪畫依次拍攝而成，后者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試圖把古典音樂與繪畫藝術（常常還是抽象的）結合起來。

大多數電影的內容依然是為了逃避現實而設計的，多數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味，他們所尋求的是奢華和傳奇、性和情感(情感博客,情感說吧)的世外桃源——對于年輕的電影迷來說，遠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充滿了不確定的社會效果。

大蕭條初期，好萊塢顯然忘記了這場危機。

“沒有圖書館，我早瘋了”

在大蕭條即將到來的時候，20個成年人當中大約有19個人是報紙的讀者，四分之三的人讀雜志，二分之一的人讀書。經濟危機只給報攤和雜志書架的主顧造成了較小的傷害——光顧這些地方的花費總是很小——但它帶給圖書界的卻是一次嚴重的打擊，與此同時，正迅速發展的公共圖書館也處在一個經費捉襟見肘的艱難時期。

無所事事的百萬民眾突然發現，公共圖書館簡直就是窮人的俱樂部，一個可以隨便翻閱、打盹瞌睡的溫暖而安靜的地方。

1933年，美國圖書館協會估計，自1929年以來新增的借書人大約在200到300萬之間，而總的圖書流通增長了將近50%。顧客偶爾會對圖書管理員說：“要不是因為有圖書館，我沒準早就瘋掉了，或者自殺了。”

起初，小說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說和輕松雜志的大量讀者都逐漸增加，慢慢轉向了技術和知性主題的書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發展機會最大的節骨眼上，圖書館當局卻在貧困的重負下**。

在60個大城市中，購書經費從1931年的一年兩三百萬美元，縮減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萬美元。在舉辦世博會的那一年，芝加哥極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世界，而芝加哥圖書館卻面臨著連續第三個季度根本沒錢買書。無力替換破損的舊書，無力改善糟糕的服務，以及縮短了的借閱時間，是最常見的障礙，直至大蕭條時期中間的那些年，正在復興的國家經濟才讓圖書館恢復了過去的標準，長期以來，正是這樣的標準使得美國的公共圖書館成為全世界最好的。 

圖左是《VOGUE》雜志1932年7月刊封面。時值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中期，圖中的飛機從藍天掠過，亦似觀看飛行表演般的時尚感，亦似戰爭般的陰云，一位女士正伸手擁抱著“Vogue”、“Spring”、“Fashion”的字樣，亦或是揮手道別。

圖右是《Harper´s BAZAAR》1939年10月刊的封面，此時歐洲已經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Fashion as usual（時髦依舊）”的文字躍然眼前，穿著時髦的女士仿佛與世事無關，經歷過長時間的經濟低迷對心態的磨練，一切都變得沒什么大不了了。

《讀者文摘》發行量最大

在大蕭條的打擊下，雜志一般都保持了穩定，發行量還略微有所增長，周刊比月刊更有優勢。不斷萎縮的圖書銷售，結合了讓雜志獲益的新的閑暇。紀實故事和愛情雜志是逃避現實的精神**，自夸其在1935年的總發行量比1921年幾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種假想的安慰劑——幽默雜志——卻沒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發行量只有大蕭條之前的一半多一點。除了《吹牛大王》暫時的成功之外，“笑解”這場危機沒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宗教雜志繼續衰微，但通俗科學和機械方面的雜志卻堅持了下來。自由主義的和激進的雜志在1931年創下了新高，但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損失了將近一半的發行量，1934年達到最低點，不過自1935年以后又開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們的1,200萬訂戶到艱難時期也并未大減——繼續供應著浪漫傳奇和多愁善感，只對不斷高漲的經濟和政治爭論作出了很小的一點讓步。第一份專門為男人辦的雜志《時尚先生》創刊于1933年。

《讀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這一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有25萬訂戶，而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其發行量接近七八百萬份，包括外語版和盲文版。這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一份雜志。它的成功，部分源自于大蕭條——當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訂閱幾份不同用途的雜志，就只好訂閱這份多用途合一的雜志 ——部分源于它的提煉（或者至少是濃縮）其他出版物的精華的做法。它的食譜包羅廣泛，從探求一線希望（或更大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講述的快樂生活的故事，混合了關于聰明小狗和花鼠的奇聞趣事，以及一本正經的下流笑話，諸如你可以在牧師協會散伙之后聽到的那種。

“硬漢”海明威影響一代人

在整個虛構文學領域，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大蕭條時代，他以《永別了，武器》（1929）開始，以《喪鐘為誰而鳴》（1940）結束，前者講的是一個處在戰爭和死亡陰影下的深刻感人的愛情故事，后者在主題上有些類似，但背景是一場新的斗爭：西班牙內戰，這位美國自由撰稿人參與了這場戰爭。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斷斷續續的對話，以及他專門描寫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響了這一代人，他的強硬都市學派的弟子們甚至比師傅更加頑強。

托馬斯·沃爾夫筆下描繪了大蕭條的令人難忘的圖景：為了取暖而在市政廳廁所里擠作一團的曼哈頓窮人，廉價公寓里的外籍居民，出沒于地鐵和通宵流動咖啡攤的那些衣衫襤褸、孤苦伶仃的人。沃爾夫一直對正在走向納粹的深淵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時間與河流》（1935）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書在他 1938年過早去世的兩年之后出版），象征了美國人迷失在困惑、光榮、挫敗和對生命本身的死亡預感之中。

沃爾夫把自己很早就獲得人們的認可歸功于辛克萊·劉易斯的賞識，后者在1930年接受美國作家所獲得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發表的演說中贊揚了沃爾夫。

30年代又有兩位本土作家獲得了諾貝爾獎——1936年的頒給了戲劇家尤金·奧尼爾，他除了一部按照希臘模式創作的新英格蘭悲劇《埃里特拉戴孝》（1931）和一部描寫年輕人的輕喜劇《啊！荒野》（1933）之外，很快就陷入了一段貧瘠的時期；1938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賽珍珠，她的長篇小說《大地》（1931）講述了一個中國家庭奮力抗爭洪水、干旱和經濟剝削的故事，這在大蕭條時代頗能吸引眼球。